但是，根据法学方法论上所谓在规范和事实之间眼光往返流转的理论，[72]仍须回到案件事实，从初步结论出发，再次审查是否存在作出其他法律解释(从而得出不同的判决结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也存在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现象。[xviii]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lviii] 3．身份差异基础与人格平等的实现 身份差异中固然包含否定、侵害人格平等的一面，但是，身份差异中同样存在支持人格平等的一面。无财产即无人格，人格的实现需要通过财产，没有财产支持的人格平等是虚假的。在近现代法制中，所有自然人的人格独立、平等得到确认，宪法确认人的基本权利，我们获得了生而为人、生而平等的制度性承诺。然而， 19世纪法国著名学者奥布里和罗（Arbry et Rau）提出广义财产理论，从抽象层面提供支持。一旦出现社会停滞低效，就需要通过社会改革调整身份体系结构和身份流动机制，以产生社会活力与创造性。

[xliii] 同质个人形成身份差异者在市民社会中的行为前提。[xv]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实现政教分离，法律对于社会制度构造的作用提升，法律确认的普遍人格平等无需再借助宗教的力量来赋予其权威性。各个法学院应当根据其规模和特色，开设选修性质的各种高级课程。

本案中停车场并非为该条构成要件之一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从事管理行为，因此不成立无因管理上请求权。但是，因为整个课程计划没有结构，每一门课都要从零开始，每一门课都变成了入门课。甚至，在讲授课上采用案例教学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何老师的主张课种重质不重量，重本不重新，[82]笔者完全赞同，并且似乎比何老师贯彻更有力。

笔者认为，艺多不压身，多学些知识当然是好的。这一教学方式对于法律思维能力训练的意义获得了公认，但是，其局限性也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质疑。

法律实务工作者通常并不直接处理一个抽象的法律问题。但是，何老师关于法学教育的基本思想，为笔者所赞同，并构成本文的重要基础。See Juergen R. Ostertag,Legal Education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tructural Comparison，26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301(1993—1994)，pp.315—317.德国完全中学毕业生的程度，可能相当于美国本科二年级完成时。少量的高级课程可以设置为必修课。

[6]其原因，至少可以部分地归于法学教育。(一)基础的部门法课程的重要性 上文已经提及，因为各种因素，我国法学院中几门最基础的部门法课程的学分数太少了。此外，分两门课程可以让讲授课和案例练习课的各自体系更加完整。法教义学之所以是法官能力的核心，是因为这套知识体系就是可以直接运用于司法工作的知识，这些方法就是法官在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时所运用的方法。

因为一旦学生掌握了技能，那么对于他而言，更具价值的学习是以最具效率的方法掌握最大量的知识，因为他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才能成为专家。法官的工作有两个层面：解决纠纷，并且适用法律解决纠纷。

而第2句实际在总体上给出了不及格的评价。何老师的这个四学期课程，前两个学期学习判例阅读技能，第三个学期学习制定法阅读技能，其内容仍主要是阅读判例，不过判例内容以解释制定法为主。

最高人民法院最终以一个司法解释大体结束了这个争论。黄卉：‘一切意外都源于各就各位——从立法主义到法律适用主义，《读书》2008年第11期。在大班教学中采用这一方法时(实际上，美国法科学生在基础的部门法课程中参与小班教学的机会并不多)，课堂上被提问和参与讨论的学生只占很小的比例，参与度不高。大量的时间投入与艰苦的学习，固然不是养成专业能力的充分条件，但是，它肯定是一个必要条件。更何况，中国的经济活动如此频繁、活跃，至少在某些领域，执业律师的工作已经有了越来越高的专业含量。参见周汉华：法律教育的双重性与中国法律教育改革，《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4期。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多谈，但实质也是一样的。信用证是在国际贸易中渐渐发展出来的。

此外，也有部分法科毕业生从事立法工作、教学研究工作，甚至不乏弃法从商、从政者，其成功者已经不乏其例。[69]忠于法律是法官的天职。

[12]显然，学生最希望的是法学教育能够为其将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这也是社会对法学教育的首要需求。比如，北大法学院的本科生每年有200人左右，如果分成20人的小班，需要同时设置10个班。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学界曾经讨论过法学本科教育到底应当是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还是二者的结合。[79]中国政法大学的田士永教授已经开设了五年的民法案例研习课，共研讨了26个案例。特别是，毕业前一年基本不上课已经成为中国法学院的惯例，从学生就业的角度也不得不做这种妥协，但两年的课程实在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本文也可以视为孙笑侠教授的意见的具体化。

另外一个考虑是，中国的本科生有诸多的外语、政治课等要求，基本集中在前两年，预备知识教育与其可以同时完成。这类洗车行为实际是一种强买强卖。

④不会区别实益的思考。[18]何老师所强调的研究方法和法律推理方法，是各种法律职业所共通的基本能力，其核心内容仍然围绕着诉讼。

其中，课程应注意训练学生对多种法律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的能力。这些意识并非超法律的，而是法律技能的应有之义。

其实，即便没有法院，一个国家也可以设置某种纠纷解决机构来裁决纠纷，并保持社会的大体稳定。因此，必须对于专业教育部分的目标进行清楚的定位。这一过程看似简单，却只有通过训练才能够形成清晰的思考过程。学习技能需要不断的练习，直到一项技能达到自动化的程度。

实际上，法律适用过程要复杂得多，法治原则的体现方式也复杂、微妙得多。但是，无论如何它肯定不是法学教育的核心，而只是核心能力的一个应用。

[71]齐佩利乌斯，见前注[24]，页131。法律职业可以包括三大类：①法律实务工作者。

[53]这是一个在我国民法理论上长期争论的问题。[26]孙笑侠教授指出，法学有三个向度：法规范学、社会法学、哲理法学，而法规范学(即法教义学)是其中的主流和基础，至少应当是法学教育的主流。